分享人：小脑发达-橘子编辑
分享来自：南方人物周刊
分享理由：她用笔写下惊艳，用“古怪”写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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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
「 “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
世人是难以取悦的，不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节选自《张爱玲和李鸿章家的女人们》↑
揭开血淋淋的疮疤
也许是《孽海花》提醒了张爱玲，家有传奇，别人能写，我为什么不写？她热衷于打听家族逸闻，并写进自己的小说。而母亲姑姑往往对豪门旧事讳莫如深，因为经历了“五四”，“现在不兴说这个了”。
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在《我的姊姊张爱玲》中老实不客气地把姐姐小说里的原型一个个来了个对号入座，“我姐姐的小说人物，不是心理有病，就是身体有病。有的甚至心理、身体都病了。在现实生活中，这些人大多是清朝遗老的后代，民国之后仍然在坐享显赫家世，高不成低不就，在家吃遗产、吸大烟、养姨太太，过着奢靡颓废的生活……”
这姐弟俩还真是统统继承了爷爷张佩纶直笔弹劾、不怕开罪人的本事，张子静在文章里逐一评点：《金锁记》一书是以李鸿章次子李经述一家的生活为背景，故事影射了李经述三子李国煦夫妇，孙子李家瑾是小说中的“长白”，孙女李家瑜就是小说中的“长安”。小说里的三爷季泽影射的是李经述的四子李国熊，李国熊在生活中就是一个吃、喝、嫖、赌的纨绔子弟……
文章一出，张家姐弟就算把老李家全得罪光了。家丑不可外扬，他们姐弟俩居然一个出小说，一个写注释，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叫李鸿章家的后人怎能不暴跳如雷？
张爱玲当然管不了这么多，戏与人生本来就是互相纠缠的影子，这个小说痴人不但对李家人下手不留情，对自己的累累疮疤也照揭不误，因为“最好的材料就是自己最熟知的材料”：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孽姻，详细到床笫之欢；与电影明星桑弧成为秘密情人，在《小团圆》中首次得到印证；而与美国丈夫赖雅未婚先孕，张爱玲不想要这个孩子，居然在打胎后把孩子扔在马桶里冲了下去。
当时爱玲已有身孕4个月，很担心手术会有问题，但找到的这个医生居然也肯做。
根据谈好的条件，不能有任何其他人在场，所以赖雅事先避开了。医生走后，赖雅走了进来，把一柄劈柴斧子放好，说，“我没出去，就在楼梯口，看见有这把斧头，就拿着，想着你要是有个什么，我就杀了这狗娘养的。”
这次手术，给张爱玲的印象非常深刻。在《小团圆》里写到这一节时，说，“女人总是要把命拼上去的。”
打胎用的是古老的“药线”，医生走后好几个钟头才会发作，把胎儿打下来。当时爱玲肚子痛得翻江倒海，到夜间胎儿才下来，扔在浴室的马桶里。由于惊恐，爱玲看那男胎足有10英寸长。
恐怖到极点的时候，她扳动旋钮，把胎儿冲下去了。“以为冲不下去，竟在波涛汹涌中消失了。”（清秋子《张爱玲的私人生活史——爱恨倾城小团圆》）
事后说给好友炎樱听，炎樱不信，认为一切不过是爱玲的幻觉。
张爱玲早在19岁时写过一篇小文《天才梦》，其中一段可作为她一生的注解：“我是一个古怪的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除了发展我的天才外别无生存的目标。然而，当童年的狂想逐渐褪色的时候，我发现我除了天才的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世人原谅瓦格涅的疏狂，可是他们不会原谅我。”
世人是难以取悦的，他们也许真的不会“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因为与胡兰成有过一段情，桑弧最初爱上张爱玲，亦不免常常为她的身份立场起疑。桑弧为人忠厚，性格拘谨，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电影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和第一部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都由他执导。当时一班做电影的朋友看他与爱玲彼此有意，曾想撮合这一对。据龚之方当时公开的说法：他亲自上门去替桑弧提亲，而张爱玲的反应是略感诧异。龚之方回忆：
她的回答并不是语言，只是对我摇头、再摇头和三摇头，意思是叫我不要说下去了。不可能的。
《小团圆》的出版颠覆了这个“不可能”。
燕山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
九莉笑了起来道：“倒像小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出场，就赶紧问‘这是好人坏人？’”
当然她知道他是问她与之雍之间的关系。他虽然听见说，跟她熟了以后，看看又不像。
他拥着她坐着，喃喃的说：“你像只猫。这只猫很大。”
又道：“你的脸很有味道。”
又笑道：“嗳，你到底是好人坏人哪？”（张爱玲《小团圆》）
这一节写出了桑弧初坠爱河时不确定的猜忌：眼前这女子，虽然才华横溢，但毕竟是“汉奸妻”，她到底是好人坏人呢？
也因为她身份特殊，他们之间的情爱，必须保密，否则，会拖累了他。所以，当时只有两三个关系极密的好友，才知道他们是情人。
努力向左翼靠拢
其实几十年来，中国文坛的主流语境，难以原谅张爱玲的不光是“汉奸妻”，还有她的“反共文学”。
从1945年到1947年，张爱玲一直被攻击是在上海沦陷期间卖文的“汉奸文人”，这期间的张爱玲，除了参与一些电影剧本以外，在事业上是郁郁不得志的。到了1950年，左翼文艺登上主流舞台，当时左翼人士对张爱玲相当看重，将她列入可争取对象，柯灵、夏衍等人都对她的小说很欣赏，《十八春》就是在这个时节，开始用“梁京”的笔名在《亦报》上连载。桑弧、龚之方、唐大郎等好友，更是轮番换了化名写文章帮她捧场。小说连载写到一半，唐大郎按捺不住，索性抛出署名“传奇”的文章，猜测“梁京”就是“张爱玲”，大吊读者胃口。
这部脱胎于美国小说《普汉先生》的《十八春》，应该算是张爱玲“与时俱进”的一部作品，也是张在平实文风上的一次成功转型，小说放弃了以往对绮丽意象的苦心经营，也放弃了以往泼天而来的机智辛辣，转而使用一种温厚的叙事风格，小说的结尾，男女主人公都投身革命，在延安再度相逢，并焕发起新生活的可能。
《十八春》大获好评让张爱玲再接再厉，半年后，她写出了第二部连载小说《小艾》。
《小艾》是一个很纯粹的“无产阶级故事”，这在张爱玲的创作中是个异数。早在民国时期，就有人问张爱玲能否写无产阶级故事，她的答复是她对此不太熟悉，“要么只有阿妈（指佣人）她们的事情，我稍微知道一点。”言下甚是不屑。
但此时局势变迁，她必须认真对待自己的文艺转型了。她笔下旧社会的婢女小艾，被席家老爷强奸，又被姨太太毒打至流产，所幸与排字工人结了婚，经过苦苦挣扎，才等来了解放的好世道。小艾幻想着，自己将来的孩子“不知道是怎样一个幸福的世界”，但可惜，她备受摧残的身体已不能生育了。这部小说不但“左翼”，甚至跟后来60年代的忆苦思甜小说十分类似。
张爱玲还是秉承她不熟不写的原则，佣人和排字工人，是她惟一熟悉的两个“无产阶级”工种——早年刚成名时，她就去印刷厂参观过自己的书籍付印。但她原本构思的小艾，有心脱离底层身份，曾主动挑逗过席家少爷，与排字工人结婚后，又一心想发财，待到解放后发财无望，才怅然笑道：“现在没指望了。”
即便不谙世事的张爱玲，也知道这种真实的人性，在现实政治风气下是不能写的，正如她在《十八春》里所言，“政治决定一切，你不管政治，政治要找上你。”于是，她草草写了一个故事交差，内心知道，不管自己怎么努力与当下环境吻合，依然是此路不通！
柯灵曾在文章中回忆张爱玲参加1950年上海第一届文艺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当时张爱玲是欣然赴会的，这是她生平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出席这样的正式会议：
她坐在后排，旗袍外面罩了件网眼的白绒线衫，使人想起她引用过的苏东坡词句“高处不胜寒”。那时全国最时髦的装束，是男女一律的蓝布和灰中山装，后来因此在西方博得“蓝蚂蚁”的徽号，张爱玲的打扮，尽管由绚烂归于平淡，比较之下，还是显得很突出（我也不敢想张爱玲会穿中山装，穿上了又是什么样子）。
张爱玲对在衣着上努力向新社会靠拢，也有过一段描述。她领到配给布，一段湖色土布，一段雪青洋纱，便做了件喇叭袖单衫和一条裤子，去弄堂口排队登记户口时，穿的就是这一身：
街边人行道上搁着一张弄堂小学课室里的黄漆小书桌。穿草黄制服的大汉佝偻着伏在桌上写字，西北口音，似是老八路提干。轮到我，他一抬头见是个老乡妇女，便道：“认识字吗？”
我笑着咕哝了一声“认识”，心里惊喜交集。不像个知识分子！（张爱玲《对照记》）
永远的争议者
1950年，土改开始，1951年，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谁也不知道张爱玲是什么时候萌生去意的，但是到了1952年初，她以前所做的“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她终于决定离开“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在想念”的上海了。
同年7月，张爱玲远赴香港，这一年，她32岁，此后再未踏上故土。
临行前，与姑姑约定，不通信，不联络。姑姑把珍藏多年的家族相册交给爱玲带走，认为这是最妥当的保管方式。——姑姑的先见之明令人惊叹，这些照片因此得以存世。
在香港度过了最初的经济困窘，一腾出手来，张爱玲马上开始创作英文小说《The Rice Sprout Song》，这是张爱玲第一部英文小说，也就是后来很著名的《秧歌》。《秧歌》在美国出版后，《纽约时报》、《星期六文学评论》、《时代》周刊都给予了好评，其中一篇书评说 ：“这本动人的书，作者的第一部英文创作，所显示出的熟练英文技巧，使我们生下来就用英文的人，也感到羡慕。”书的外语版权卖出了23种。
但就是这篇在大洋彼岸引发赞美的作品，在她的祖国却骂声一片。
《秧歌》的故事中，金根是村里劳动模范，但家中常常挨饿，邻居谭大娘骂金根：当劳模是用饿肚子换来的。年关将近，农会规定每家出半头猪和40斤年糕慰问军属，本来就吃不饱的村民提出向公家借米过年，干部们当然不肯，铤而走险的村民决定去抢民兵把守的粮仓，在冲突中金根受了重伤，女儿也在混乱中被人踩死。金根怕政府追究连累家人，躲进山林等死，金根的妻子痛失两个亲人，一怒之下放火烧了粮仓，自己葬身火海。村子里，新年还是照过，干部们带领村民备齐年礼，喜气洋洋扭着秧歌去给军属拜年，扭秧歌的队伍里，也有68岁的谭大娘。
《秧歌》与《小艾》的写作时间，相隔不过短短一年，国内文坛对这本小说几乎是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们认为，张从“左倾”一下子跳到“反共”，不免有投机嫌疑。《秧歌》与《赤地之恋》成了张爱玲数十年中在中国主流文坛一直承担“反共”骂名的最大罪证之一，直到“文革”后才获得重新评估。
值得玩味的是，跳出当年的语境，再来看这部《秧歌》，小说批判了农村工作中的“极左”倾向，这种倾向从50至70年代绵延不止，给农民带来极大伤害。离开大陆的张爱玲竟成了反映这一题材的最早的作家，她提前看到了一个欢欣鼓舞的新政权背后的问题。内地80年代“新时期文学”描写同样题材的《狗日的粮食》、《犯人李铜钟》等知名作品，比张爱玲晚了将近30年。
过去人们以为张爱玲“反共”，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张爱玲最后嫁给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美国左翼作家赖雅。人们以为张爱玲与赖雅的婚姻不过是互相利用，可是赖雅在日记里散步回家去见爱玲的感受是“他正走向他的家，他的光明，他的爱”。人们以为张爱玲一生执于情障，张迷们更是为她遇人不淑扼腕不已，但其实以张的骄傲，她一生最介怀的绝不是某一个男人，而是她的小说，她的天才之梦，她“出名要趁早”的志愿。再爆出10本事关隐私的《小团圆》又如何？作为李鸿章的外曾孙女，她从来不惧被人侧目，她怕的倒是被人无视。但她自己已难以解说，少年时的张狂，老来全部化为沉默，她在沉默中死去了。
死前，她意识到，从她母亲这一辈起就急于摆脱的家族血脉，一直在她身体里，逃了一生也没逃掉。在晚年，她与隔膜多年的亲人终于在心灵上达成和解，她写道，“我爱他们！现在他们正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到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张爱玲像岛，胡兰成像海；有海有岛，才成风景
节选自《我父亲是一个归不了档的人——专访胡兰成之子胡纪元》↑
张爱玲与胡兰成↑
向来提起胡兰成，一半因为张爱玲，一半因为他的“汉奸”嫌疑。花边新闻与稗官野史从来盛行，但直面一代才子胡兰成，其经历、才情、识见别开生面，并非“汉奸”二字可以概括。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川端康成曾评价胡兰成书法：“于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国人。当今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
若论学问、文章，胡兰成一无师承、二无学历，却通达《尚书》、《易经》等典籍、黄老之术、佛学禅宗、诗词歌赋乃至民间戏曲、通俗小说，笔下文章也自成一派。但依胡兰成的性情和志向，“文章小道，壮夫不为”，书法更不在话下。他自称是“干政治的人”、“纵横家”，阿城称他为“兵家”，日本人则称他“亡命的革命者”。他说：“我于文学有自信，然而惟以文学惊动当世，流传千年，于心终有未甘。我若愿意，我可以书法超出生老病死，但是我不肯只作得善书者。”
晚年，他潜心于现代科学，亦有心得。
他这一生，还欠下许多风流债务，《今生今世》未尝讳言。多情未必薄情，只是他对人“一视同仁”，不免惹得其中心高气傲者怨恨。死后数十年犹有不团圆的《小团圆》如影随形。
这个在生死成败、善恶是非边缘安身的人，改朝换代之际躲过了雷霆之劫，终究躲不过亡命天涯、终老于异国他乡的运数。
1981年，胡兰成客死日本，身后三子二女。发妻唐玉凤生子胡启，继室全慧文则育有胡宁生、胡小芸（女）、胡纪元、胡先知（女）4个孩子。
胡兰成幼子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因此取名纪元。他3个月大时，胡兰成带着一家人从香港来到上海。7岁前他生活在父亲身边，12岁时最后一次见父亲。20岁后，在电机厂工作，直至退休，后定居南京。退休以后，胡纪元开始整理父亲的著作和资料，视为一项使命。
8月中旬，南京骄阳如火，记者与友人拜访了胡纪元先生。聊起父亲胡兰成，纪元先生有时风趣幽默，有时腼腆木讷，有时激动得磕磕巴巴，有时停下来思索良久——有这样一位父亲，他心底是自豪的。
人物周刊：您小时候有没有见过张爱玲？
胡纪元：多次见过。记得我5岁的时候，父亲把我带到张爱玲静安寺附近的家，常德路95号那里，6楼。张爱玲看到我父亲后非常高兴，我父亲问她“有没有东西给小孩吃”，她就拿出了花生酱和切好的面包，把花生酱涂在面包上给我吃。还有一次是张爱玲和我们一起逛静安寺庙会。庙会很热闹，父亲和张爱玲，一边一个牵着我的手，印象中，她对我们还是挺好的。
人物周刊：日本投降后您父亲藏到浙江去了，张爱玲来找过吗？
胡纪元：抗战刚胜利时大人常不在家里，我父亲跑到温州藏起来了。那段时期我看见张爱玲来过几次。她站在门口跟青芸姐讲话，表情很忧郁。她一般比较严肃，不怎么和人说话，不过和我父亲话就特别多。在我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像在自己家一样随便。我不怕她，但她也不会逗我玩。另外张爱玲穿戴很特别，服饰很讲究。
人物周刊：最近出版的《小团圆》您看了吧，有什么感受？
胡纪元：《小团圆》出来前，有人说《今生今世》只是胡兰成自说自话，不可信，连张爱玲自己写给夏志清的信中，也说他是“夹缠不清”。但是《小团圆》中的主要情节，恰恰与《今生今世》非常相符，又有人说《小团圆》也不可信。
但我要说，《小团圆》是可信的，其中说到我家当时的一些真实细节我是知道的，外人不可能知道。在《小团圆》中张爱玲讲到，有一次很晚了，她和父亲到美丽园家里来，住在3楼。父亲离开她一会，我母亲推开门与她见了一面。她的描写是真实的。这也证实了我父亲在《今生今世》的《民国女子》一节中，说张爱玲“能打破佳话才能写得大作品”这一评语没错。
人物周刊：《她从海上来》（24集电视剧）里的胡兰成和《小团圆》里的邵之雍，哪个更像您父亲？
胡纪元：我相信赵文瑄演的和张爱玲写的都是真的。赵文瑄演的是他儒雅的一面，张爱玲写的则是他也有暴烈的一面。听青芸姐说，父亲在一座庙里住过一段时间，把庙里所藏的经书都读完了，还向老和尚学会了打太极拳。一次父亲在火车上看见乘警勒索农民，怒不可遏，下车时把这个乘警暴打一顿，围观乘客人人称快。
有人说我父亲有武功，好几个人都打不过他，不知道是真是假。但父亲确实喜欢打太极拳，膂力也是过人的。
人物周刊：在才学上，对您父亲和张爱玲有什么评价？
胡纪元：打个比方说，我父亲就像大海，张爱玲是海中的岛屿。大海能容纳岛屿，有海有岛，才成风景。
张爱玲的底子是贵族文化，我父亲的底子是更强大的平民文化。你看他抗战胜利后藏在温州，谁都发现不了他，“万人如海一身藏”，他有那个本事。做惯官的人装不像平民，一下子就会被周围人识别出来。我父亲本身就是民间出来的，本分本色，知道民间是个什么样子。
他能躲过劫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最能得到女人的保护。所以胡兰成能学到张爱玲的好处，但是张爱玲难以学到胡兰成的好处。在一定时期他们有互补的渴求，但最终各自发展。
人物周刊：您父亲在《今生今世》里自称“荡子”，怎么理解？
胡纪元：父亲晚年对故乡是更眷恋了，在给邓小平的信中也表达了想回国的意思。他在精神上从未离开过故乡和祖国，但他说，他在空间和时间上都是荡子。我四伯伯有荡子之才而无荡子之德，这是父亲对他的评价。我小时候在四伯伯家住过，知道父亲对他的评价真是一语中的。而德才兼备的荡子是与大自然的德性相通的，我父亲就是。
但我父亲是一个归不了档的人。朱天文在《闲愁万种》编辑报告中说：“胡先生写理论学问如诗，写私情诗意又如论述，使我们简直难以分类归档，这种‘困扰’如今完全呈现在这本集子的编辑上了。放弃别类分门的作业企图后，选择用一种最简单的概念来统一此书，亦即，胡兰成这个人，‘人’来贯彻这本集子罢。”
胡兰成其人也只能用“胡兰成”这名字来定义吧。
（受访者观点不代表本刊立场，上海电视台陈黛曦小姐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些话我都懒得说，当然是怪我不会应付”
选自《张爱玲在加大》↑
1969年，张爱玲托庄信正找房子。她即将从波士顿迁去伯克莱，此后的26年都在那里度过。
两年前，她受好友夏志清推荐，在赖氏女子学院设立的研究所翻译《海上花列传》，此时期满。正好，庄信正受了南加州大学的邀请，要离开加州大学，时任加大伯克莱分校东方语文学系教授的陈世骧因此要他物色一人替补空缺。庄信正转托夏志清，夏志清又推荐了张爱玲。后者也就接受伯克莱加州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邀请，担任高级研究员，专门研究中国共产党的专用词汇。
庄信正找到两处房子。一处离办公室不远，且对面就有超市，只是房子旧，四周较杂乱。另一处位于更清静的住宅区，离研究中心两条街，一房一厅，房租贵得多。此外，顾孟馀夫妇也住在这栋楼里。这很微妙。顾曾与汪精卫同事，被视为“汪系”，而胡兰成在汪叛国后在伪政府做过高官，多少有些尴尬。
张爱玲觉得不要紧，还是选了后一处房子。好在，双方都深居简出，竟然从未“巧遇”。
两年后，张爱玲被加大解聘。解聘的直接原因是她提出的专题论文没有被通过。
张爱玲在加大写的两篇论文，一篇讲下放，一篇讲林彪。她在给庄信正的信里讲，下放的那一篇被人挑刺：没根据，不合逻辑，与事实不符。她问挑刺者谢伟思（美国人，著名的中国通，抗战时任职美国驻华大使馆），到底有哪些地方，对方指出漏掉了某一点，张爱玲马上从文中翻出来，对方不好意思地笑说，我最好还是再读一遍。
张爱玲在给庄信正的信里辩白说：“这些话我都懒得说，因为当然是怪我不会应付，不过并没有一味固执或是怠工。”自傲和轻蔑只怕都藏不住。
陈世骧对张爱玲的论文也不满，认为没有遵循一般学术论文的成规，而是简短的片断，无法出版。后来，庄信正看到张写的论文，的确像陈世骧所说，更类似笔记。夏志清也表示无法欣赏。
解聘一事，根据庄信正的分析，恐怕还跟陈张两人的性格差异很有关系。到最后，陈世骧以书面方式通知张爱玲被解聘，多少算是不欢而散。
张爱玲从来说自己缺乏待人接物的常识，不喜交际应酬，到美国后，只有加倍地离群索居。而陈世骧则“一生爱交朋友，晚年更是越来越怕独处”（庄信正语），家里常有聚会。张爱玲“似乎起初便尽可能避免来往，给他的信托我（庄信正）转交”。
有一次，张爱玲去陈府，陈世骧指着在座的几个客人说，大家就像个大家庭，张回说，她最怕大家庭。
选自《仰起的脸和傲气的眼》↑
十八九岁时有段时间，没上学也没工作，留在家里每天读书写作，过着“零负担”的日子。
白天家里没人，父亲出门上班，母亲出外打牌，黄昏来临前，家中客厅变成我的“书房”，卧躺沙发，翘起双腿，爱翻什么书翻什么书，看累了便不知不觉间睡去。有时拿起望远镜偷窥对街住户，隔窗看女孩子换衣或洗浴：形而上与形而下合为一体，是生命中最快乐的岁月。
睡觉难免做梦，梦中常现各式人物。我是个多梦的孩子，小时候经常梦游，跟不知名的人打麻雀、下跳横（注：跳棋），啥事情都做过。到了青春期，梦中场景更为多样，能说不能说的都有，但已没有梦游了，只有脑海影像而没有肢体动作，省下不少力气。
那时候迷上台湾作家的书，故常入梦，作家们现身梦里跟我谈笑论事，梦过白先勇王文兴李欧梵林文月，也梦过朱天文朱天心以及张大春。不太记得跟谁做过什么了，只见过梦中的隐约脸容及欢喜心情，如粉丝见偶像，不，不是“如”，真的是粉丝见到了偶像，影像是假的，强烈的感觉却千真万确。
还有一张脸，是张爱玲的。那仰起的脸、傲气的眼、浅浅的笑，仍然记得。或因当时看过她的照片所以梦见，日后也常见到相同的照片，故把照片和梦中人合而为一。
阅读张爱玲的起点是《心经》。在湾仔的艺术中心看过荣念曾改编的舞台剧，没有剧情，只是照例非常荣念曾式的有一群人在舞台上缓慢地从左边走到右边，再从右边走回左边。有音乐，有投影，没有太多对白，却有浪漫而哀伤的力量。离场后我缓慢地走回家，平日很短的一段路，忽然觉得好长好长。
看完《心经》，理所当然往《半生缘》《红玫瑰与白玫瑰》《倾城之恋》探索过去，从此在张小姐的文字花园里千转百荡，不肯走出，并由文字迷上面容，由现实迷到梦境，好多回于午睡的恍惚里见到她。她朝我笑，我很紧张，每回都很紧张，然后通常醒转过来。再看对街住户，再诱人的胴体也已变成庸脂俗粉，不屑一顾。
那时候买的张爱玲的书多年以来一直在我身边，加上后来的，家里书架有了一个“张爱玲专柜”。她写的、写她的，都有。10年前在香港的一趟饭局遇见几位台湾来客，说正在筹备张爱玲电视剧，我一时慷慨，把几本难得的参考材料借给他们，对方答应要还，过了两三年却未见消息。我忍不住厚着脸皮托台湾朋友追讨，终于讨回部分，心始释然，尽管并未全部释然。此乃老子生平首次亦是惟一一次把书借出去了却仍主动索还并且是隔山越海地索还，只因跟张爱玲有关，不可失、不应失。
曾有一段日子我在地理杂志担任记者，专驻东南亚，在泰国寮国缅甸越南等国家间游走，飞机于我如巴士，并且常要坐在候机楼内作漫长等待。随身行李必有一本张爱玲小说集。耐看，不必担心看不下去，不必担心很快看完，随手翻开一页都可读之再读，如见熟悉的朋友，如有朋友作伴，心情顿然宁静沉着，或可用舒服二字形容。像游走得累了，回到家里、见到亲人，最强烈的感受总是舒服。
以前写过一篇文章说某回在旅途中遇见女子，她约我晚上见面，我心动了，却没去，夜里独躺在酒店床上，不无后悔与遗憾。那是不可救药的滥情与浪漫，却又是惋惜于某种技艺之浪费，如同《红玫瑰与白玫瑰》里那位娇蕊，她与振保坐在阳台，喝茶、调情——
娇蕊道：“说真的，你把你从前的事讲点我听听。”振保道：“什么事？”娇蕊把一条腿横扫过去，踢得他差一点泼翻手中的茶，她笑道：“装佯！我都知道了。”振保道：“知道了还问？倒是你把你的事说点给我听罢。”娇蕊道：“我么？”她偏着头，把下颏在肩膀上挨来挨去，好一会，低低地道：“我的一生，三言两语就可以说完了。”
半晌，振保催道：“那么，你说呀。”娇蕊却又不作声，定睛思索。振保道：“你跟士洪是怎样认识的？”娇蕊道：“也很平常。学生会在伦敦开会，我是代表，他也是代表。”振保道：“你是在伦敦大学？”娇蕊道：“我家里送我到英国读书，无非是为了嫁人，好挑个好的。去的时候年纪小着呢，根本也不想结婚，不过借着找人的名义在外面玩。玩了几年，名声渐渐不大好了，这才手忙脚乱地抓了个士洪。”
振保踢了她椅子一下：“你还没玩够？”娇蕊道：“并不是够不够的问题。一个人，学会了一样本事，总舍不得放着不用。”
我于惘惘遗憾之中睡去。但那夜出现在梦中的不是张爱玲，而是一位远在花莲的台湾女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