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花样游泳运动员的陶虹阴差阳错走上了表演这条道路，一走就是22年，这22年里，陶虹获得了金鸡百花奖的认可，也逐渐从那个站在片场什么都不懂的演员变成了能够自己写剧本，赋予人物特点的女演员。如今，年过40的陶虹对待人生和爱情都极具理性思辨能力，她说自己的人生没有什么是必须要做的，但她希望生命中做的所有事情都是心甘情愿的，比如被她视为生命的表演。
从运动员到演员
陶虹带着四套自己最喜欢的裙子出现在拍摄现场。其中一套是裹胸裙，她一直自嘲着：“我要不要在外面加个外套？我生完孩子后还没减下去呢。”近几年的陶虹忙于家庭，怀孕、生子，学着成为一个妈妈。但她的身材保持得很好，瘦高的她完全是个衣服架子。
她的长相是那种中国传统美女的坯子，像油画里的女人，笑起来水盈盈的，眼睛弯成一道弧线。正式拍摄时，法国摄影师让她摆的动作都非常简洁古典，这正是她喜欢的模样—有质感的打光、有美学审美的拍摄方式、不浮夸的服装和动作，而现在的陶虹，依然处在她最好的时光。
在正式的采访中，她对每个问题都言简意赅，她不太讲故事，但每个回答又条理分明，充满理性和逻辑感。在成为演员之前，她做了10年花样游泳运动员。每天训练、入水、出水，过集体生活，背负比赛拿奖的压力，这样的生活从11岁到21岁。
她是中国花样游泳的第一批运动员，10来岁训练时每天过着极其严苛的集训生活，“我们的教练其实也比我们大不了多少，他觉得责任特别特别重，我觉得有一点点神经过敏，过度紧张。管理我们的方式，他们也没学过，有的时候过激了。但是其实都是好心，可能他觉得承担着我们这些人的父母对我们的责任。”回忆起这段经历，陶虹仍然觉得那是快乐的时光，直到现在，她跟这群队友还会偶尔聚会，在聚会群里，她被亲切地称为“老大”，她是那种习惯照顾别人的女生。
但在家里，她并不是老大，“我小的时候一生下来就发现我原来是个老二，前面有个姐姐”，她的父母是“双职工”，“家里经常没人做饭”，这样的家庭状态让陶虹从小培养了独立的个性。
1993年，姜文发现了陶虹，筹拍《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姜文到北京花样游泳队挑演员，一名当天没有下水训练的队员被制片主任挑中，陶虹陪着这名队友去等姜文确定，最后姜文反倒是选中了陶虹。
运动员身上独有的特质帮她从零开始，成为一个优秀的演员，这个过程并不像人们想的那样充满了成名的喜悦：“我忽然发现我对这件事一无所知，我都不知道我在干什么，也可能所有人都觉得你干得非常好，你干得比很多专业的人还要好。但这不是我觉得的好，我觉得的好就是我要知道现场所有人你们都在干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这么做的道理在哪儿。这样做好还是那样做好，我都想知道，都想了解，当我全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人走来走去干什么。为什么我要站这一个小时，还不能拍，站了两小时还在这打光，为什么？这光和那个光有什么区别？我都不知道。那段时间我心里面其实非常不舒服，甚至是有点痛苦。尽管那段时间，身边的人，经过的整个这个事的过程，应该都是很愉快的，但是我对这些事的疑惑让我并不愉快。”
陶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对人生有规划和强有力掌控的人，这源于她是家里的老二，“就觉得很多事情就有人替我承担一些责任，比如有两个苹果是姐姐先选，剩下的是我的，我就不用选，就是那种懒惰。”
但很明显，她是个很沉得住气的演员。演完《阳光灿烂的日子》后，有很多戏来找她演，但她倒是跑去读书，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了四年。“有人说你去上学出来不也是为了能够上戏吗？有些人上了多少年学出来，都没有戏演。你现在可以做女一号了，你还上什么学呢？后来我说可是我不是为了拍戏才跑进来的。”陶虹觉得读大学的那四年是最愉快的四年，从运动员的身份转为学生，最大的变化是：“获得了自由，我忽然觉得我是可以如此的掌握自己的生命，如此的可以掌握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赋予人物一些东西
从中戏毕业后，陶虹出演了她演员生涯中非常重要的作品《黑眼睛》，这部作品为她拿到了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女演员”，也在1997年大马士革电影节上，拿到电影节和叙利亚全国妇联分别颁发的“最佳女演员奖”。
陶虹说自己并不是从小被称为美女的那种女孩，在90年代，“大家觉得漂亮的演员是宁静那种”，回忆起陈国兴导演为什么挑她去演《黑眼睛》，陶虹说：“因为我更像一个真的人，我觉得其他人跟我比起来可能更像一个演员。我要说我感谢时代，因为如果不是这个注重演技的时代，可能不会有人找我这样的人当演员。”
在一个采访中，陶虹谈到《黑眼睛》的片尾重拍了三遍，景拆了又搭，演员走了又叫回来，因为她一直跟导演争，不要让影片拍出来就是要“教育”人，也不希望影片不符合实际生活。陶虹说，女主角是个盲人运动员，爱上了教练，而原来的结尾是女主角最后与教练好了，“这太不现实了”。她说：“我始终认为，这个戏是要给健全的人看的，不是给残疾人看的。”
对角色的判断是需要下功夫的。陶虹积累表演经验是通过观察身边的人，“收集身边所有人的生命特点”，这样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容量库，当看到一个剧本中的人物时，与之类似的人会从库中“跳出来”，“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庞大的库很重要，然后它给你提供很多可能性。如果他是这样的性格可不可以，他那个行为就不合理，如果是这个性格可不可以呢。然后你就会不停地想，其实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
电视剧《红色》最开始来找陶虹时，她并没有马上接，因为从剧本上看，“田丹这个人物性格比较单薄”。陶虹回去想了一周，“我要赋予她什么东西，赋予到这个人物身上是合理的，而且可以让这个角色，最终是让你觉得是鲜活的。”这是陶虹对自己的要求。
到拍《说好不分手》时，陶虹对自己的要求更进一步，这部戏虽然演的是女配角，一共也没有多少场戏，但她自己重新写了自己角色戏份的剧本，陶虹把鹿欣欣这个角色演得入木三分，最终获得了第23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奖。颁奖后，陶虹坐飞机赶回正在拍戏的片场，在飞机上，一个乘客认出了她，直接说到“鹿欣欣”，陶虹当时还以为认错人了，影迷追上前去告诉陶虹：“你就是演鹿欣欣的演员吧，演得太好了！”这让陶虹感到莫大的肯定：“有的时候，如果得了一个奖，大家说我没有看过这个戏，我觉得这个奖不拿也罢，或者会惭愧，但我觉得百花奖拿了之后就特别的开心。”
徐峥不是我的假想敌
近几年，陶虹的作品不算多。但其实她正经历着人生中非常重要的转变。在一个采访中，她坦言父母的相继过世给她带来了很多影响。“我需要调节一下自我状态。经历了生老病死的这几年真可谓浓缩了人生精华，尽管在别人看来我好像没有什么工作量，但是对我来讲，是我人生中最丰富的时光。”
陶虹喜欢思考，她经常把那些很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翻来覆去地想明白，比如美貌，她说：“美貌对于女人来说意味着你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的好运气，和你可能无法防范的坏运气，就是因为你以为好运气是必然的。”对是否热切地追求成功，她说：“成名成功是很有用的，所以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很感谢很早我就有机会被别人肯定。”
在婚姻问题上，她则再次展现了自己的冷静与智慧。媒体通常把她与徐峥称为“模范夫妻”，可她自己却说：“我都可以把它忽略掉，别人怎么标榜你，或者愿意给你贴什么标签，实际上是他的投射，他希望看到一个什么什么东西他渴望在他的生命中也有这样的东西。这是一个好事，所以我觉得我不想去打击别人，这也没什么。但是对我个人来讲，我也不会把它当压力，你说我模范我就真模范了？我还真往自己脸上贴金。”
她很早就抛弃了那种“王子公主式”的幻想，了解到婚姻中两人彼此的独立和空间的重要性。“我们其实大部分人对于婚姻的概念，其实还是约定俗成的，或者长辈给你做的示范。或者是所谓书籍中讲的那种理想性的，或者是合理的那种关系。比如说我活到现在了，我忽然理解，其实我们给婚姻附加的东西太多了。”你希望在这中得到的东西太多了。压力太大的时候，它的美好的东西就减弱了。所以我觉得有时候，万事还是应该纯粹一点。但在生下女儿后，陶虹重新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点公主梦。每天打扮孩子成了一大乐事，买衣服时也会特意买母女装。但她特别珍惜属于自己生活，比如现在大行其道的亲子真人秀，在她眼里就是完全无法想象的事情。
丈夫徐峥从《泰囧》出发，既当导演又当监制，事业日益向上飞奔。“你会有压力吗？”在这个问题上，陶虹展现了她的幽默感：“我是跟我自己比，不是跟别人过，所以他不是我的假想敌，我觉得至少在头发上我赢了他。”
在《忘了去懂你》中，陶虹饰演了一个陷入婚姻危机的普通女人
赋予角色特点是演员的特权
Q:你拿到一个剧本之后会如何准备角色？
A:我觉得从你干演员那天起你就有一个工作，就是吸收起你身边所有人的生命的特点。他们的笑的方式，走路的方式，他们性格中的一些缺点，生活中的一些优点，或者是特点。
Q:所以你会去观察。
A:你都会下意识地收集到你内部里去。当你接到一个剧本，看到一个人物的时候，如果这个人物很鲜明，他就会马上跳出来。我想起谁来了，我又想起谁走路的样子了。然后你会自己再重新塑造出一个新的人物来，然后我要怎么怎么演。有些剧本可能就没有做到这么好，你看到这个角色以后，这个角色什么都还没有，如果我来演，我可以赋予他什么。那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这个庞大的库很重要，然后它给你提供很多可能性。如果他是这样的性格可不可以？他那个行为合不合理？其实这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可能性。
Q:那你在琢磨角色的过程中是喜欢去看剧本还是跟别人聊？
A:我通常喜欢反复看剧本，尤其是过去，那时候记性真的很好，现在好像减弱了一点。拿到剧本我后，有一遍会看得非常认真，我不会匆匆忙忙地看过任何一句话。哪怕它是跟我没有关系的过场戏，我也一个字一个字地把它看进去。我在心里面已经完全记住这个剧本了，然后这个角色在这个剧本上他一共干了什么事情，他在整个故事中的脉络是怎么走的，都非常清晰。然后你再想我怎么样的添彩，这个确实是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不一定是看剧本，也不一定说是要找什么素材，可能更多的是需要你的心对它的感受。
Q:你是那种演过一个戏之后，很长时间会走不出来的演员吗？
A:不会，我就是在现场演着那种感人的戏，出来还可以跟人聊天说笑。
Q:有的演员只是把它当成一个职业就是它只是我的一个工作，但有的人会觉得它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很难走出来，你是偏向前一种是吗？
A:我不是，我觉得无论是不是职业，它都是我的生命，所以我从来都会尊重我的生命。我如果不热爱我可以不干它。我希望我在我有生之年，干的所有事情，尽量都是我心甘情愿的，尽量都是充满着所有的正能量和热情在做。
Q:还有没有这方面的渴望，比如有可能我再演一个角色，拿奖之类。
A:我对拿奖没有想法。我觉得我拿的，得到的肯定已经够了。当然人家夸你，你也不能说你别夸我。实际上我觉得我没有刻意地为了奖而去做什么事情，得不得奖对我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你热不热爱你拍摄这段时间的这些经历，我觉得很重要。其实去年的《忘了去懂你》里的角色我是盼了很久的，因为我是等了那么久，我对这个角色有些诠释。然后我希望能够真的有机会去实践它，我赋予他的那些特点，也未必是生活中或者是原作者他本身的想法，但是我赋于了我要给她的特点，这个是演员的特权。
Q:接下来有没有想过像徐峥一样走向幕后？
A:在这点上我是很懒的人，我不是那种特别刻意进取的人，说我的人生应该有什么，我的人生必须做到什么。我其实是很赞赏别人有这种品质的，我希望我有一天能多多少少也有点吧，但是我实际上在这方面是缺乏的。
1993年，陶虹和姜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的拍摄现场
跟女儿像是在谈恋爱
Q:刚入行时，有过焦虑吗？你对成名、对成功有一种渴望吗？
A:没有，我不排斥成功。因为成名和成功是你干这行的一个标志，你干了半天都不成名成功，说明你是干得不好。很早你就成名成功了，等于不停地有人在肯定你，在赞赏你，在鼓励你，你才越做越好的。所以成名成功是很有用的，对我来讲，很感谢很早我就有机会被别人肯定。
Q:之前的采访时你说过一句话，你说对于生命来说，你觉得整个人生挺绝望的。
A:其实对于绝望这个词的定义我是没有褒义或贬义的，因为我觉得不过是个词。所谓的绝望就是说，如果你觉得生命是出生朝着死亡走的，朝着结束这样来讲的。所以从这点上讲，你不会说越活得老，你可能得到的机会越多，这是不可能的，你要按这个方式讲那就是绝望的了，但绝望也不一定是件坏事。
Q:你在结婚之前，是那种很早就觉得我要有一个很好的家庭，结婚生子，对人生有精细计划的人吗？你对婚姻是怎么看的？
A:其实我对婚姻没有特别具体的想法。我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是那种，我已经想好了一个蓝图，我只要照着那个方向去就完了，其实真不是这样的。我在成长的过程中，不停地在了解婚姻是这样的，爱情是这样的，生活是这样的，成长是这样的……不停的在接受一些东西，不停地在理解一些东西，而且也未必就是答案。
Q:所以怀孕激起了你对生活更大的热情？
A:我是觉得你换了一个视角看世界，其实一个怀孕的女人就很像是一个饱满的硕果一样。你到水果店里去，你一定不会买那干瘪的，你一定找特饱满的，看着水分挺多的。其实我当时觉得孕妇那种形态其实就像一个硕果一样，所以我觉得特别漂亮，我要打扮得更漂亮。
Q:你跟孩子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A:有点像谈恋爱，我的助理说：“我觉得你跟你女儿像是在谈恋爱，老是不停地在说我爱你。”我女儿很喜欢画画，她画画的主题永远是我爱妈妈。
Q:你的中年危机是什么？你怎么解决的？
A:我的中年危机，其实我现在已经在度过了。我的最大的中年危机是我的父母相继过世，我一下对我生命的认知发生了恍惚，我不知道我的人生是怎么回事了。然后我重新要为我的人生定位和找答案，我觉得我在这些年的不停学习中，慢慢地已经接受了和了解了，这让我的生命变得更宽广和更宽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