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幸专访了男神徐浩峰，能与导演亲密接触一下，简直不能赞爆。
我始终认为解读《师父》是个很严肃的话题，它带着某种社会意义在里面。也让我颇为惊喜的是，这次会面的整个过程，都在听男神聊民国。
在进入采访室之前，我脑中一直萦绕着一句话，那是片中廖凡的声音，他说：“我是一个门派全部的未来。”而徐浩峰的民国武林充满了动荡，那是个讲规矩、尚信诺、有尊严的时代。但我没来及讲给徐导听，他创立了一种崭新的武林门派，而徐浩峰自己，就是这个门派全部的未来。
或许，我们对那段历史的认知多来自书本史料，那么听徐浩峰聊民国，更像是一个说书人把前尘往事娓娓道来。
民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拍了那么多民国电影，徐浩峰却说，“我不喜欢民国，因为民国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
这种崩坏在社会层面讲是秩序的崩溃，但最剧烈的震荡，是由一个阶层开始的。
“当时晚清为什么会有挣扎，因为完全是消灭文化的军政府时代。民国的文化繁荣主要集中在几个大城市，其他的文化上是遭了秧了。一旦形成军政府，乡绅阶层就被取代。我呢，首先是因为从小生活在北京，身边大部分人是从民国活过来的，等于我爷爷这一辈的人，童年是晚清末年，青年和中年都是民国人。导演还是拍自己有视觉记忆的人物，这样好把握。”
徐浩峰自幼生长在北京，二姥爷还是形意拳门派集大成者，对民国的武林故事多少耳濡目染。他告诉我，“武馆这个事情，是只有民国才有的。在前后都么有，之后是体委，之前是镖局。”
武人阶层是北洋政府生造出来的
快意恩仇的江湖跟民国武林正隔着想象与现实的距离，也是文学与史料的距离。
这个出于政治或者社会原因被塑造的阶层，某种程度上，振兴着国民的志气。男神说到日本，“当时打日俄战争的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官僚阶层基本都站在日本这一方。日本相对比较，民治维新改良了日本的国民性，它通过在文学上生造出一个武士道的阶层。等于以前日本没有武士道，现在（我们看到的）几百年前的武士道经典，都是非常零星的书，有人总结的，但是习武人的故事也没人去搜集。但是1904-05年打日俄战争，它必须要改变国民性，所以利用文学创造了这样一个阶层，改变国民性。以前日本是很懒散的，后来把它塑造成极度讲纪律，有竞争精神，好勇好战，把日本国民性都改变了。”
民国武师是社会明星
《师父》塑造了一个独特的武林，这里没有江湖的豪气与浪漫，没有飞檐走壁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他们是一批靠精湛的武艺赢得世人尊重的师父，与其说是侠客，不如说他们是匠人。但某种程度上，他们整个武人阶层，都是是被军阀塑造出来的。
徐浩峰说：“这一批人在晚清的时候收入一般，主要给人当镖师，走镖。危险性比较大，得到的钱跟民国警察比，略低一点，当时一个民国警察8块钱，镖师可能达不到，大概6-7块钱。后来进入民国之后，突然一下子富裕起来。这个阶层是靠北洋军阀的军费养起来的，他们不靠招生办班挣钱，天津好多武馆都是免费的，过年过节带条鲤鱼，去学艺一年，就完了。”
“到了国民党时期，1926-27年以后，用的政府的钱，那个时候国术馆，就是一个政府机构，当时武人就成了社会明星了，当时他一个月从政府拿的钱，相当于600大洋，北大校长蔡元培大概是600块。从晚清的六七块到民国的600大洋。”
徐浩峰还特地补充道，冯国璋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当时北洋政府的军费是冯国璋批的，后来就等于蒋介石和袁世凯都在延续这个东西，就是我要通过武术改变国民性，一定要把武师捧成明星。”
武人独立于军界
武人介入军界，恰如知识分子应该独立于体制外，是个全世界普遍的政治议题。
《师父》中，黄觉扮演一个武人从政的军阀驻守天津，片中的他试图控制这个挟技居奇又被世人尊敬的武林，由此，引来了蒋雯丽携众武师与之一场恶战。
这种既定的秩序不能被打破，徐浩峰说：“冯国璋当时的分寸感是很好的，我要生造出一个阶层。比如北宋生造出了文人阶层，从此知识分子独立了。你没有贵族身份没关系，欧阳修、司马光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你照样当宰相。当时冯国璋跟袁世凯要生造出一个武人阶层，我们古代文人阶层都是生造出来的，那么我们参考这个，生造武人阶层来改变社会结构，来改变国民性。这是基本可行的，他要生造社会阶层，不能成为军队的附庸，你使用我的经费，但是你是独立的。只有你独立了，才能发挥社会作用嘛。如果你什么事儿都听我的，这个社会阶层肯定就死掉了。武人自立是当时社会的规矩。”
动荡的民国，整个社会结构都在破坏中，甚至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
“蒋介石的政府，在战争时代为了把控社会，开始往这个阶层派军代表，北洋的头几代领导人有很多政治见解，他们很高明，吴佩孚再往下，这个张宗昌这些人，就没有政治远见，后来也有直隶方面、山东方面往武术界派军代表，最后一下子把这个阶层给搞死了。因为军代表一定有弊端。”
徐浩峰是谢晋的粉丝
《师父》片中很强调夫妻伦常，廖凡和宋佳，蒋雯丽与亡夫。很多评论把《师父》当成一个爱情片来看，徐浩峰对此颇为得意。
“中国除了武侠片以外，还有个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类型，叫社会问题片。在当时全盘西化的环境里，社会结构一发生变化，人间有种种不适应甚至是痛苦。但中国电影是大众的艺术，从20年代默片开始（出现这种社会问题片），很奇怪，当时整个全盘西化的社会，它还是用传统的道德去衡量。这里面的代表作《一江春水向东流》，它没有用别的外来思潮或主义做社会分析，这是以后的事情。它用传统道德，将夫妻伦常，讲孝道，等，我拿这个标准来衡量社会道德，比如一个农村孩子成为买办阶层，他会产生怎样的人伦的颠覆。
“这个类型随着我们后来用更先进的思想来拍电影，这个类型就逐渐被淘汰。但是这个片子又有一个回溯，经历了文革后，谢晋拍《芙蓉镇》，用的还是夫妻伦常，我不解释政治主义之争，我就拿夫妻伦常来观察社会结构的变化。我拍《师父》之前，对《芙蓉镇》、《一江春水向东流》反复地看，觉得中国人其实创造了非常好的影片类型。因为中国人自己发明的类型片，就是这两个类型，不太成熟，或者没有更鲜明的特色。所以我在拍《师父》的时候，就想让中国人自己发明的这两种类型片做一个嫁接，做一个结合。
《师父》里惊现了《火烧红莲寺》
《师父》中，看到《蜀山剑侠传》、《火烧红莲寺》是一种惊喜。据说，为了还原天津武馆，剧组辗转天津、上海多地，拼凑出一幅民国武林地图。剧组还原了上千套民国服装，根据史料展示了更多的道具。
先说下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武侠巨制，胡蝶主演的《火烧红莲寺》，它曾经在20年代推崇备至，并且出现了18集系列片的盛况，开启了早期电影的首次武侠片浪潮。
“因为当时有留下来的历史成品，我很喜欢他们穿的服装，可能现代人觉得很滑稽，但是感觉穿着半戏曲半生活那样的服装。另外就是看了火烧红莲寺的小说章节，和残余影片。按照这个真实场景、服装还原过来。”
原来，《火烧红莲寺》原版残片在香港。“它的史料很有限，就是几张剧照，一两句台词纪录。我就根据这样的，也有人评论它，李敖说当时怎么打的。因为火烧红莲寺有好几部，有的销毁，有的还残留一点片段。我当时是看过一点片段，因为它的原版在香港，我去借用，必须得从新拍，残留的那点原版，是斑驳的胶片效果，我的电影里胶片是新的。”
民国女人对爱情的决绝
在《师父》里，蒋雯丽守着丈夫的武馆，宋佳最后离开天津寻找廖凡，耿良辰的女友守着他的书摊，她们对爱情的态度让人惊叹。
其实，徐浩峰对民国人际关系的了解程度，达到了百科全书的地步。
“那个时候的人，寿命短，男的基本在36-50岁男人都会死掉，女人可能寿命比男人稍大一点，但是女人活过50岁，差不多也是将死之人了。因为寿命短，所以信诺或者说认定一个人，就会非常决绝，现在人寿命长，基本都是七八十岁，人生漫长嘛，就很难像以前那么决绝。她们青春短，为了一个人是可以舍命的。我的命舍给你，我不舍给你也就快死了，我何不活得有骨气一点。”
进入采访房间的时候，徐老师正在吃午饭，据说从早上到晚上都有采访，一个接一个。徐老师一支烟都没来得及抽，神色稍显疲倦，他说话慢悠悠，脸上露出稍纵即逝的疲惫，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或许，他的常态一直如此温和，像个世外高人，据徐老师讲《倭寇的踪迹》时，他说，高手过招就在一下。
显然，我不是高手。
你总能在他的言谈中，听出惊人之语，犀利而尖刻。他是文人相，武人心。
直到采访结束，工作人员邀请他在几张海报上签名，他泼墨挥毫间写下气宇轩昂的“徐浩峰”三个字，字里行间透露着“杀气”，这将成为是那个时代最好的注脚。
最后，奉上特质兵器照一张，聊以慰藉逝去的民国。
